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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農業實行補貼是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多年來農業補貼政策的實踐與經驗，對現階段我國建立完善農業補貼制度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發達國家農業補貼政策的啟示
    發達國家多年來實施農業補貼政策的實踐經驗，對我們主要有如下啟示：
    第一，政策目標清晰、指向明確。綜合來看，發達國家在實行農業補貼政策的初期階段，為防止政策目標泛化，大多根據具體的政策目標采取相應的措施，要求各種補貼支持措施目標清晰、指向明確、分工合理，避免各類補貼措施出現整合一體、邊際效應下降問題。如歐盟早期農業補貼政策目標主要針對解決共同體市場農產品短缺、保障糧食安全，因此采取了“目標價格”、“門檻價格”和“干預價格”等嚴密、精致的價格干預機制。隨著農產品供給問題的解決，農產品過剩、財政負擔沉重和國際競爭加劇等問題日益突出，歐盟將政策目標調整為穩定農民收入、增強農產品競爭力，并相應改革政策機制，在減少價格支持的同時，向農民提供直接收入補貼。
    第二，價格支持始終是基礎性措施。盡管各國農業資源條件差異較大、政策目標也不盡一致，但價格支持始終是發達國家農業補貼政策的基礎性措施。其中，最低保護價是各國使用比較普遍的價格支持措施。如美國采取與信貸支持相結合的最低保護價制度，雖然70多年來對操作方式進行多次調整，目前仍然是其農業補貼政策的基石。歐盟的干預價格制度、日本稻米價格支持和韓國稻米政府收購計劃等，都具有最低保護價性質。據OECD（經濟發展組織）估計，OECD國家1986—1988年價格支持占整個農業補貼的比重達77.1%，盡管近年來各國減少了價格支持，但2005—2007年仍然達51.5%。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價格支持政策指向明確，操作相對簡單，作用直接、見效較快，對那些補貼能力不強、保障農產品供給壓力較大的國家，是一項首選措施。其缺點是扭曲市場信號，若長期實施，將導致農產品過剩，使政府財政負擔沉重。
    第三，從價格支持逐步向收入補貼轉型。為減少農產品過剩、緩解居高不下的財政支出壓力、適應WTO規則，發達國家逐步調減價格支持，轉向收入直接補貼。如美國自1996年就用與價格不掛鉤的“生產靈活性合同補貼”，代替實施多年的“差價補貼”；2002年又用與農產品生產、價格不掛鉤的“固定直接補貼”，代替“生產靈活性合同補貼”。歐盟自本世紀初以來，在減少價格支持的同時，向農民提供直接收入補貼，以替代對農民的各類價格補貼。日本自2004年開始改革稻米管理價格制度，實行“水稻生產收入穩定計劃”，對種植水稻的農戶實行差價補貼政策。
    第四，以掛鉤直接補貼為主。綜合而言，發達國家近年實行的直接補貼，大多以農產品價格、產量、種植面積（動物數量）、投入品以及農戶收入水平等為依據。如美國的“貸款差額補貼”、日本的“水稻生產收入穩定計劃”、韓國“稻米差價補貼”等與產量和價格掛鉤；美國的“反周期補貼”、日本的“稻米差價補貼”與現行市場價格掛鉤，歐盟的“補償性補貼”以作物種植面積、牲畜數量為依據。這些掛鉤直接補貼，既能有效穩定農民收入，又對市場機制扭曲相對較小，逐步成為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主要方式。相反，WTO鼓勵實行的與產量、面積或價格不掛鉤的直接補貼措施卻并不普遍，如只有美國采取“固定直接補貼”。
    第五，農業補貼易增難減。受國內政治、社會等因素的影響，發達國家農業補貼具有典型的政治經濟學特征，增加容易、削減困難。近年來各國迫于WTO減讓壓力對農業補貼政策進行改革，但實際上大多以調整補貼結構為主，把受WTO約束的“黃箱補貼”轉移到WTO允許的“綠箱補貼”范圍，并沒有對農業補貼進行實質性削減。如歐盟2007年采取“強制性調整機制”削減農業補貼，但節約出來的資金只能繼續用于支持農業農村發展。
    第六，注重政策措施的銜接配套。如歐盟設計的“目標價格”“門檻價格”和“干預價格”，互為一體，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形成嚴密、精致、靈敏的農產品價格支持機制；美國建立由“銷售貸款支持”（最低保護價）、“固定直接補貼”和“反周期補貼”組成的“三級收入安全網”，具有價格支持與直接補貼相互配套的政策合力與綜合效能。與此同時，還注重協調國內補貼與邊境保護措施之間的關系。如日本、韓國多年來能夠保持國內稻米高價，關鍵是在采取價格支持的同時，也采取了嚴格的進口保護措施。與此相反，去年我國對大豆、油菜籽實行的臨時收儲措施，由于產需缺口大、進口依存度高，臨時收儲政策的托市保價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