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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不僅對我國農村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沖擊，同時也對農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一定影響。一方面在防治“非典”的過程中，各級政府的民眾威信有所提高，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有所轉變，廣大農民的衛生意識有所增強，農村社會生活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但另一方面面對“非典”疫情的挑戰，我國現階段農村醫療衛生事業，乃至整個農村公共事業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也充分暴露出來，發人深省。　 積極的影響 首先，政府的威信進一步提高。為有效解決農民防治“非典”的困難，國家及時安排了20億元專項資金，規定對農民和農民工中的“非典”患者，從留檢、隔離到治療的全過程一律實行免費，包括免費提供住院和伙食，解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此外，中央政府在已安排15億元專項資金的基礎上，最近又追加8億元，用于農村的醫療衛生設施的改造和擴建、監控，增加收治能力。地方各級政府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投入大量資金，配備醫務人員，確定定點醫院，提供后勤保障，農村的防治能力有所加強。各級領導干部與農民同舟共濟，尤其是縣鄉干部主動進村入戶，對農民進行宣傳、指導，政府在群眾心目中的威信進一步提高。 其次，農民的衛生意識有所增強。長期以來，我國農民普遍缺乏必要的衛生防疫知識，防范疫病的意識薄弱，加上許多地區農村的生活條件比較艱苦，環境衛生較差，因而極易滋生各種疾病。隨著防治“非典”的宣傳力度不斷加大，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農民的衛生意識明顯增強。 第三，農村基層干部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有所提高。面對“非典”疫情，多數基層組織從容應對，創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增強群眾的防范意識，許多村自發地利用板報和發放宣傳材料的方式進行宣傳動員。為防止疫情傳播，一些村設立了消毒或健康檢查站，為外來人員測量體溫，對往來車輛進行消毒；一些村設立流動人口登記站，對外地回鄉人口的健康狀況進行跟蹤調查。為監測本地的疫情，一些村實行了干部值班和干部包戶制度。應當說，這次“非典”疫情目前還沒有在農村蔓延，是與農村基層組織的工作密不可分的。 第四，農村干群關系進一步改善。根據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各地政府在加強宣傳、做好防治工作的同時，還為解決外出農民工家庭的生產生活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防治“非典”的特殊時期，這些措施對增強農村社區的凝聚力、密切農村干群關系產生了積極影響。 存在的問題 雖然此次“非典”疫情沒有在農村大面積流行，但在防范和應對這一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也暴露出農村在社會發展方面存在的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是農村衛生保健事業落后。長期以來，國家醫療衛生投資過分向城市傾斜，城鄉居民占有衛生資源特別是在公共衛生資源的差距逐漸擴大。1990年—2000年，在農村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國新增的衛生經費投入中只有14％投到了農村，其中又有89％成了“人頭費”，真正成為專項經費的只有1.3％。2000年，農村人均衛生事業費僅12元，相當于城市人均衛生事業費的27.6％。2002年，占總人口60.9％的鄉村居民，擁有病床床位和衛生技術人員數分別僅占全國總擁有量的23.4％和23.2％。 投入不足，一方面使得農村基層特別是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生存極為困難，機構和人員極不穩定，僅2001年，全國鄉鎮衛生院就比上年減少了1139個，鄉村醫生和衛生員減少了3萬人；同時，也使得農村基層衛生機構不得不將相當大的精力放在有償服務和創收上，沒有多少余力做好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服務，更沒有足夠的能力抵抗疾病的爆發和流行。 二是農村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農村改革后，農村醫療保障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合作醫療迅速滑坡。1993年國家重新肯定了農村合作醫療，農村合作醫療事業有所發展，但各地區之間極不平衡。2002年底，廣東等發達地區參加合作醫療的人口達到30％以上，而中西部地區合作醫療的人口覆蓋率只有5％左右。據有關部門估算，目前在農村應就診而未就診的病人約占病人總數的1／3，其中相當部分是因為無力承擔疾病治療費用，因病返貧的大有人在。目前，一些重點傳染病和地方病發病率也很高，但并沒有相應的制度性措施加以有效控制。 三是農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存在疾病流行的隱患。我國絕大多數村莊沒有排水系統，污水從各家各戶直接排到街道上，多數農村沒有專門的垃圾收集和處理渠道，可謂“垃圾隨處可見，污水四處流淌”，夏天成為蚊蠅滋生地，極易引起疾病流行。到2001年底，44.9％的農村人口沒有飲用自來水，53.9％的農村人口沒有用上衛生廁所，糞便無害化處理率只有49.5％。許多農戶的畜禽養殖都在自家庭院內，部分地區還沿襲人畜混居的生活習俗，極易引發人畜共患病的流行。 四是農村社會事業整體發展嚴重滯后。農村不僅在防范、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和手段上相對欠缺，而且存在的可能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的隱患也要多于城市。統計分析表明，僅有城鎮居民1／3收入和消費能力的鄉村居民，平均只能享受城鎮居民60％的國家義務教育經費支持，卻要支付接受教育經費總額的60％以上（不含教育集資），高出城鎮居民47個百分點。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據2002年對全國317個農村固定觀察點村調查，只有54.9％的農村勞動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受過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動力的7.3％，接受農廣校學歷教育、農民綠色證書教育、跨世紀青年農民科技培訓以及其他技術教育的人數只占農村總勞動力的5.7％，而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農民學習和掌握新知識、科學判斷新情況的能力不強。此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對低收入者和特殊困難群體的救助機制更加缺乏；沼氣等高效能、低污染的能源的普及率還很低，絕大部分村內道路尚沒有硬化，被稱之為“晴天揚灰路，雨天水泥路”，與農民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 今后怎么辦 經過5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特別是工農業生產和城鎮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卻嚴重滯后，已經妨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拖了國家現代化的后腿。長久以往，不僅直接危及廣大農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隨著日益增多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封閉、半封閉被打破，農民將因為得不到起碼的國民待遇而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潛在的農村乃至城鎮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必然會日益凸顯。 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遲緩，既有主觀因素——發展指導思想的偏誤，也有客觀影響——財政支付能力的限制，更有體制障礙——政府責任不清的效應。在發展戰略上，先城市后農村、先生產后生活、先工交后農商，統籌協調的欠缺導致必然的畸重畸輕，加之國家經濟狀況也的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部門與部門分權難統，使得農民望眼欲穿的好事不得不慢辦、緩辦甚至拖而不辦，以致多數農村社會面貌至今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多年的發展實踐給我們以深刻地啟迪：解決“三農”問題，關鍵在農民，重點是農村。農村社會發展的諸多欠賬問題已經到了非下決心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因此，在統籌城鄉發展中，應將加快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作為今后我國農村工作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好。根據近期急需而且創造條件有可能辦到的，除了繼續努力鞏固和發展已有成果外，應像抓農村義務教育和計劃生育那樣，重點推進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切實做好農村“非典”防治工作；二是增加投入，盡快提高農村醫療衛生水平；三是統籌規劃，促進農村社會事業全面發展。（關銳捷、趙長保、龐麗華、武志剛、魏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