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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時期收看北京電視臺的新聞，三天兩頭聽到防止非典的措施如何惠及“外地來京”“民工”的報道，聽著聽著，就覺得不對勁：這“外地民工”怎么這么招人煩？憑什么咱北京市政府總為“外地民工”忙活？他們畢竟是“外地務工人員”，總為他們干事，咱北京市自個兒的事兒還做不做了？北京電視臺的新聞反復強調著“外地”倆字，那弦外之音不能不讓我這外地人敏感起來。 什么叫“外地務工人員”？那就是說，這個北京，是咱北京人的北京，也就是有北京戶口、在北京有“正式”工作（主要是指北京官方的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的人的北京。雖然北京是首都，是全中國人民的首都，但沒有北京戶口，你就不是北京人、而是外地人（即使是在北京打工的那些外企高級白領也不一定算北京人，他們身份曖昧、來歷不明，會不會成為北京人還得走著瞧），你只能是為北京人服務的人：第一，你應當守北京的規矩，不要給北京人添亂；第二，好好為咱北京人服務；第三，沒什么事兒的話，你就別在這兒呆著，你還是回你自個兒的家吧。不客氣地說，咱北京人看著你們外地人就是有點別扭。這不是我瞎編，我經常聽到咱北京的“兄弟姐妹、大爺大媽”（咱得跟他們套套瓷）這么說。有一天，我們公司的老板站在辦公室的窗口看著樓下幾個外地民工在那里干活，觸景生情地說：“這些外地民工，你看他們白天在這里干活好好的，實際上，他們一來就先瞅著哪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到了晚上就下手，他們都是賊！”大概許多北京人就是這樣看待外地民工的。 反過來說，外地民工是不是真的有人想對北京人的財物下手呢？我猜想，肯定有！為什么不呢？你說，咱外地人到北京來，看著你們城里人享受著現代化建設帶來的物質文明，這些現代文明成果名義上也有咱鄉下人一份，但實際上卻跟我們絲毫不相干，一邊干著城里人根本不屑碰一下的臟累險活，一邊忍受著城里人的歧視、冷漠、猜忌、侮辱，我們怎么就得這么屈辱嗎？他們的豪宅、汽車、巨額存款什么的，都是合法收入嗎？憑什么咱們鄉下人就得比他們相差那么多？ 實際上，鄉下人和城里人本來就是兩個階級，而且是嚴重對立的！彼此因為社會地位不同、利益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思想感情不同、語言不同，所以相互瞅著都不順眼，鄉下人來到城里，即使是來幫忙的，還是得求著人家城里人，而城里人還是嫌咱們鄉下人添亂。幸好是鄉下人處于嚴重弱勢地位，根本無力反抗，否則，這種“對立”不變成“斗爭”就怪了。 當然，城里人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城里人自個兒也是有差別的。要說城里人的差別，還得從“外地來京”的這個“民工”說起。 什么叫“民工”？這里的“工”是指工人，但是，明明是“農民”，怎么又是“工人”呢？原來，一個人，如果天生就是工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命好，出生在城里而當了工人，那他便可以成為真正的工人，即使他有機會當了農民，他也還是工人，絕不會有人叫他“工農”，或者即使有干部去當了農民，也不會成為“干農”；而如果他先天不足，也就是命不好，出生在農村的話，即使他當了工人，也還是農民，所以他就是“民工”。這就是“民工”的意思。 可能有人覺得挺奇怪的：為什么沒有干部當工人成為“干工”、軍人當工人成為“軍工”呢？農民當學生，沒有叫“民學”的，當軍人，也沒有叫“民軍”的，當了干部，沒有叫“民干”的，為什么只有當工人叫“民工”呢？ 原來，中國社會總共只有三種身份：農民、工人、干部，這是已經制度化了的。相對來說，這也是中國社會的三個等級——最高等級是干部，工人次之，農民是第三等級。上升為第一、第二等級的人當然不會向下走的，所以，我們社會是不會出現“干農”、“工農”和“干工”的。強烈要求“上進”的也就是農民了。我們社會是有從農民直接躍升為干部這個制度的，但這條路太窄太窄，機會太少，根本不可能讓數以億計的農民抱有什么希望。當然，他們還是有出路的——我們社會里的學生和軍人是過渡性的身份，學生可以轉化為工人和干部——以及農民，農民子弟考不上中高等學校還得回去當農民，而沒有永遠的學生。軍人也是一部分轉化回農民，一部分轉化為工人，一部分轉化為干部。所以，農民如果要想從最低等級往上升，主要的渠道，一是謀求通過當學生加以轉化，考上中專就可以當工人，考上大專以上學校就可以當干部；二是通過當軍人來轉化，成為志愿兵就可以當工人，考上軍校當軍官就成了干部。如果一個農民當上工人，那就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因為他可以擺脫最低等級而上升為城里人階級了。 工人和干部都住在城里，雖然他們之間還有一定差距，但對工人來說已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過去曾經在工人和干部之間有一部分“以工代干”的過渡性身份，現在也沒了，但直接升為干部的機會還是有的。但是，工人是否升為干部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因為工人和干部同為城里人，他們實際上是同一個階級，有著基本的利益是一致的。特別是，干部是掌握國家政權、控制著社會資源的階層，工人階層可以得到本階級“大哥”（過去干部比較客氣，稱工人群眾為“老大哥”，實際上，真正的老大是干部）的幫助：第一，工人階層的利益要求會得到優先考慮，第二，如果工人群眾對干部提出什么要求，很容易得到滿足，第三，如果工人群眾與農民群眾有什么利益沖突，工人群眾的利益會得到優先照顧。而農民住在農村，他們的利益很難被優先照顧，實際上，通常是城里的政府以國家的名義，需要什么就到農民那里去拿，而很少想到還要歸還。當農民利益受到損害——除了老天爺，沒別人，也就是咱們政府會去損害他們，當然也很難得到補償，誰會想到這一點呢？所以，如果政府為農民做了一點什么事情，那么，都要被宣傳為“送溫暖”、“支農”、“反哺”等等。這也就是北京電視臺為什么反復不停地強調市政府為“外地民工”做了一點什么事情的原因。當然，現在也給工人兄弟“送溫暖”了，但這和給農民“送溫暖”是不同的：給農民送完全是恩賜，給工人送大概屬于關懷或者別的什么，反正是人家城里人自己的事情。 依筆者之見，這“兩個階級、三種身份”，是我們認識和了解中國社會的一把鑰匙，社會學者要研究中國社會分層，從這里入手是恰當的，這樣才能抓住中國現階段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而要建設一個符合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建設要求的社會，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就必須破除這種人為地把中國人分為兩個階級、三種身份的制度。最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要始終堅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始終堅持城鄉協調發展，始終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可持續發展。本文以為，要做到這三個“始終堅持”，恐怕也得從改變現有的“兩個階級、三種身份”社會結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