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農業強國要求下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
——關于“農地農用全民用”現象的觀察
中國農業風險管理研究會 張紅宇
建設農業強國，要求強有力的農業經營體系支撐。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農業取得的巨大進步，農業經營制度創新功不可沒。創新最大的亮點在于早期土地承包責任制下的“家家有地，戶戶種田”的經營方式順應了當時農業生產力發展要求。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中，特別是農業現代化發展要求背景下，現階段土地經營方式則演變為“家家有地，戶戶不一定種田”的新經營格局。這種變遷催生著“農地農用農民用”向“農地農用全民用”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發展。對確保農業產業安全，尤其是推進糧食生產的規模化、專業化經營意義重大，其現象需要認真觀察和研判。
1. 糧食供需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十年間，糧食供需形勢總體上已由“總量平衡，豐年有余”轉變為供需將長期處于緊平衡態勢。從需求來看，大的格局是“一變三不變”，即人口增長帶來的絕對需求隨著人口負增長階段來臨發生逆轉；然而，經濟發展帶來食物結構優化產生的成長性需求會長期持續；工業化、城鎮化背景下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帶來的轉變性需求會長期持續；因復雜多變的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而增加的安全需求會長期持續。而從供給來看，內外部有兩大挑戰。內部的三大變化，一是糧食新增產能時間跨度越來越長。2007-2010年，我國糧食產量從1萬億斤增加到1.1萬億斤；2010-2012年從1.1萬億斤增加到1.2萬億斤；2012-2015年從1.2萬億斤增加到1.3萬億斤以上。糧食產量三次增加1千億斤分別用時3年、2年和3年。而2015年至今已經8年，雖然糧食產量一直維持在1.3萬億斤，但始終未能突破1.4萬億斤大關。二是主產區、產銷平衡區、主銷區糧食產出能力下降。我國13個糧食主產省中，糧食凈調出省已減少到5個；11個產銷平衡省中，有9個省糧食自給率從2003年平均的97%下降到現在的58%；7個主銷區省糧食平均自給率從本世紀初的61%下滑到目前的24%。三是2013-2022年，盡管糧食每年增長0.95%，但同期蔬菜、水果年增長卻分別達到2.65%和3.61%，表明非農化盡管受到遏止，但非糧化現象突出。就外部而言，一是俄烏沖突后，各個國家都捂緊了自己的糧食口袋。沖突爆發后幾個月內，就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出臺針對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出口禁令，并帶動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糧食保護主義的陣營中。今年夏季以來，印度宣布禁止除蒸谷米和印度香米外的大米出口，阿聯酋暫停大米的出口和再出口4個月，俄羅斯繼續臨時禁止本國大米及碎米出口，期限至今年12月31日，再次對全球農業生產貿易和糧食安全產生了深刻影響。二是全球糧食安全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明顯增強。近期，全球多地遭受厄爾尼諾現象帶來的極端氣候影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干擾，引發的饑荒、貧困等問題隨之擴大。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估計，超過3.45億人正遭受或面臨嚴重糧食不足的風險，處于饑餓邊緣的人口是2019年的兩倍多。作為糧食進口大國，不安全的國際環境對我國糧食供應鏈的影響不可低估。內外部的形勢變化，要求我們要強化憂患意識，堅守底線思維，有所作為。
保障糧食安全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要堅持以我為主的糧食安全觀，抓住耕地數量保護、種業革命兩個關鍵點，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與此同時，順應新形勢發展要求與農業強國建設目標，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強化體制機制創新。
2. 不斷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機制。保國家糧食安全離不開糧食生產從業者的積極性，而積極性的釋放又與農村土地制度創新與經營制度創新高度相關，與從業者的生產方式和經營行為密切相連。無數事實反復證明，決定生產效率與從業者生產積極性高低的因素固然有產業本身特質，更與經營方式和經營規模直接相關。在工業化、城鎮化持續推進背景下，從事農業與非農產業都要求分工分業，糧食與其他資源性農產品生產需要竭力推進規模化、專業化經營。從土地制度創新的角度看，核心要點是要時俱進，在土地在三權分置的制度框架下，土地經營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土地集體所有，但承包者擁有充分土地經營處置權理念已深植人心。因此，要堅定不移維護土地集體所有權，保護農戶承包權，放活經營權，在嚴格遵循相關法律，執行相關制度政策的前提下，推進形成新形勢下“農地農用農民用”向“農地農用全民用”經營方式轉變。這對形成糧食生產的規模化經營、專業化服務，解決“誰來種地、地怎么種好”問題，提高糧食生產效益，增加從業者收入，避免土地撂荒十分有利。從經營制度創新的角度看，隨著大量人口向城市遷移和大量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不少地區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郊區，包括一般農區，不再由原承包戶單家獨戶小塊經營，而是通過土地經營權流轉或托管、半托管的形式，由專業化的家庭農場、合作社或農業企業經營，未來農業生產“傳承者兼業+外來者專業”的經營格局會是普遍趨勢，這也是糧食等資源性農產品規模化生產經營的必然選擇。
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面積超過5.5億畝，流轉率達37%。從局部區域看，無論是人少地多的東北地區，抑或是人多地少的發達地區和都市地區，因經營權流轉形成的糧食等資源性農產品規模化現象更是普遍現象。在土地規模經營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各類服務主體迅速成長。到2022年我國家庭農場達390萬家，各類農民合作社達222萬家，合作社聯系農戶數超過50%，各類社會化服務組織達104萬家，服務農田面積約19億畝次，服務農戶超8900萬戶。土地經營權流轉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快速推進使“農地農用全民用”的經營方式呈現方興未艾之勢。四川成都崇州市構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職業經理人+農業綜合服務”三位一體的“農業共營制”，有效破解了“地碎、人少、錢散、缺服務”等問題。截至目前，已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265個，糧食規模化經營率90%，社會化服務覆蓋率95%，培育農業職業經理人2805人，“農業共營制”已覆蓋崇州全域。上海市松江區從2011年開始著力培育機農一體家庭農場，大力推行“家庭農場+互助服務”的發展模式。家庭農場由2013年1267個減少到2020年的838個，但平均規模由113畝增加到160畝。中化集團打造的MAP模式，通過在全國布局、建設MAP技術服務中心和MAP示范農場，培養基層農藝師隊伍，提供以“良種+良法”為核心的全程種植解決方案，帶領農民“種出好品質，賣出好價錢”，為農業產業鏈“集好大數據”。截至2022年底，中化集團在全國已建成628個MAP技術服務中心，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直接為8.7 萬規模農戶提供全程種植技術服務、線下服務面積達到2883 萬畝。線上數字農業系統為230 萬注冊農戶、超100 萬個農場、超過2 億畝土地提供數字農業服務。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積極為農民提供代耕代種、統防統治、烘干收儲、加工銷售等系列化服務，同時建立完善現代農產品市場網絡，加快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推動多種形式的產銷對接。通過發展多種形式的專業合作社，組織農民提高抗風險能力。2022全系統領辦創辦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由2012年的7.7萬個增加到19.2萬個，全系統生產性全程托管服務面積8657萬畝，同比增長25.6%，各種形式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規模6.42億畝次。
全國各地、不同主體的實踐模式有深刻的制度內涵，折射出在“農地農用農民用”向“農地農用全民用”經營方式轉變的背景下，土地經營將呈現“傳承者兼業+外來者專業”的發展趨勢。實現了普通農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以及地方政府多方共贏共享的目標，并有持續的成長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各地在土地制度創新和經營制度創新方面的多元化模式和示范性效應，極具中國特色，其經驗需要認真總結與升華。
3. 制度創新需要良好的環境。我國是富有創新意識的國家，在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條件下能成長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產出大國，最大化滿足億萬人民對多元化農產品需求，靠的就是持續不斷的制度創新提供的動力。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創新農業經營機制，構建適應農業強國目標要求的農業經營體系，需要進一步寬松制度創新環境，要在四個方面采取切實可行的舉措：一是保護和充分利用各類農業資源。開展土地整理，小田變大田。高標準農田建設要聚焦糧食主產區，要聚焦商品糧產出比例高的地區，采取重資產投入的方式，改造耕地資源，提升耕地質量。同時順應構建大食物觀要求，拓展“藏糧于地”內涵，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之下，統籌山水田林湖草沙各類農業自然資源保護利用和優化配置，藏糧于多元化農業資源稟賦。當前要特別重視鹽堿地等非耕地資源改造，提高產出效率，花大錢，管長遠，確保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升。二是推進農業科技成果應用。抓農業生物技術，特別是分子育種、基因技術的研發應用，瞄準玉米、大豆單產水平提升，盡快把高產試驗田成果和集成技術推向大田，見到增產實際效果，提升土地產出效率。與此同時，豐富“藏糧于技”內涵，以裝備技術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以綠色技術釋放農業多元功能、鄉村多元價值；以數字技術實現“從田間到餐桌全覆蓋”，最大化提升農業綜合生產效率。此外，強化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發揮農業企業在釋放農業科技成果方面的引領作用，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多元化生產經營問題解決方案。三是完善政策體系。以耕地數量、糧食播種面積擴張、總量增長為考核指標，以縣、市、省為單元，強化黨政同責的政治要求。農業保險要聚焦糧食主產區和糧食從業者，財政補貼受益者必須是商品糧食和資源性農產品生產者，確保從業者增產增收，減損增效，獲得社會平均或高于從事非農產業從業者的收入水平。四是提升從業者人力資本。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從業者要職業化、專業化，通過各種路徑全面提升從業者能力素養。著重在生產技術、經營管理和應對復雜多變的局面方面，強化相關要求。（來源：中國農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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