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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農民大規模地進城務工，已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轉型期探討農民工形成的原因，正確認識其地位、作用，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對加快城市化、工業化乃至現代化建設，促進城鄉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著重要意義。 一、農民工是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推拉效應和傳統戶籍制度嚴重沖撞的客觀結果 長期以來，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尤其是1959年建立的戶籍制度，把中國公民分成兩個相對獨立的集團，勞動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存在著制度上的屏障，它把農村居民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會資源之外。而伴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量剩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人多地少的現實，產生了大量過剩的“零值勞動力”。一方面，他們急需尋找新的就業空間，而不斷擴大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對農村勞動力（不僅僅是對1．5億的過剩勞動力）形成推力；另一方面，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邊際收益相對較高，從而就業機會及收入水平也相對較高，教育環境相對較好的城市，對農村勞動力又形成拉力，這種城鄉差距而產生的推拉效應是農民進城務工的內在動因。改革開放后，產權的流動，政策的松動，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了可能和寬松的環境。可以說，農民進城務工是一種必然趨勢。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都是伴隨著農業勞動力在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這是各國工業化進程的基本線索。然而受目前戶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教育、醫療、就業、保險等制度的限制，農民工雖在城市里務工，從事著產業工人的勞動，政府也出臺了相關文件，做了很大努力，但仍不能使他們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和工業勞動者群體，并被面向城鎮居民的各種制度所排斥。他們生活艱辛，工作艱苦，組織上邊緣化，經濟上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而處于非公平性乃至受歧視性的地位上，相對于城市居民而言，屬于弱勢群體。這些持有農村戶口卻在城市里務工的勞動者，就是農民工。農民工，是中國傳統戶籍制度下的一種特殊身份標識，是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和傳統戶籍制度嚴重沖突的客觀結果，是工業化進程中必然面臨和解決的課題，必須給予關注。 二、農民工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華大學21世紀研究院教授、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研究室主任胡鞍鋼指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讓成千上萬的農民在城市完成自身的現代化過程，他們在被城市現代化的同時，也推動著城市的現代化進程。”我們必須看到農民進城務工對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意義，對推動城鄉發展，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意義。 1．農民進城務工推動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利于促進城鄉共同發展。據專家估計，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至少有1．5億，到2005年還將上升至2億。而加入WTO后，農村的隱性失業也將加劇，造成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據農業部統計，2001年我國有7800萬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這對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農民工進城，自主擇業，實現了農民繼翻身做主人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第三次解放”。一方面自身素質不斷提升，不斷被城市現代化；另一方面對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責獻，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從而加快了我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進程，促進了城鄉共同發展。 2．發揮“反哺”功能，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據全國總工會一項抽樣調查，1997年農民工平均每人給家庭寄錢2000元，而專家估計全國農民家庭收入每年約在1300億到1600億元之間，大大高出了政府各類扶貧項目對農村投人的100億到200億元；有的農民工也帶著資金回鄉參加當地的社會經濟建設。這種“反哺”功能，不僅帶回了當地建設所需的資金、技術、信息，提高了農民收入，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帶回了新的觀念、新的思維方式；既沖擊了封閉、保守、落后的小農意識、宗族制度，也沖擊了身份歧視觀念和歧視性制度，有助于縮小城鄉經濟上、觀念上、制度上的差距。 3．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農民進城務工，不僅是生產主體，而且也是消費主體。在從農村消費型轉向城市消費型的過程中，也提升了他們對醫療、教育以及對城市基礎設施的需求，有利于拉動內需。同時，由于他們向非農產業轉移，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所引起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據世界銀行1997年的研究，約在1個百分點左右，大大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 三、消除階層歧視，保護農民工 農民進城務工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必須消除階層歧視、保護工業化中的新生產業軍——農民工。然而現階段的國情決定了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還不可能完全與城市接軌，因此應分類、分層、分階段地予以保護。 1．分類分層地改革戶籍制度。農民工一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城市有長期的勞動關系和較穩定的職業，舉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另一類是經常處于流動狀態。我們可以實行常住人口申報制和登記制。對于前者，如果本人愿意選擇在城市定居，就應該有計劃分階段地給其城鎮戶口，享受城里人的基本權益；但與此同時，農民工也就必須放棄原來所擁有的土地，即以“戶口置換土地”。 2．強化社會保障，優先確立工傷保險制度。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民工不應再被面向城市居民的相關制度所排斥，應該給予他們應有的社會保障，而工傷保險制度作為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項目應優先得到確立。這種保障項目既不存在賬戶積累與保險關系接轉問題，成本也不高，對農民工又是一種職業風險的分散機制，對保障他們人身安全有重要作用。 3．建立就業引導和法律服務一體化的工作站。隨著城市發展，農民工數量會繼續增加。一方面，外出打工者的就業信息并不都是由親緣或地緣關系者提供；另一方面，我們的中介組織又很不規范。因此應該以政府為主導，由財政出資，建立常設的、免費的就業引導和法律服務一體化的工作站。這個工作站的宗旨應為：提供就業信息，進行就業引導和培訓。當農民工利益受損時提供法律援助，從而引導有序流動，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 4．增加制度供給，強化法治對農民工的人權保障。首先，必須打破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的局面，利用市場機制實現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為此必須建立農民工平等的就業制度及相關的子女教育制度；其次，提速出臺包括民工在內的《工資法》、統一的《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障法》，填補法律空白；最后，要建立執法人員的專業培訓制度和相關約束機制，避免不當作為，使農民工的生存權、發展權切實地被納入法律、制度的保護網絡。我們要保護農民工，也就是要使其不致因失去應有的保障和機會而致貧，使其不致因非法地受到侵害而致弱，從而體現出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平等原則。2003年1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農民工的權益將更大程度地得到保障。 當然，農民進城務工對流出地和流入地都會不同程度地帶來一定問題。對流出地而言，外出打工的多是男性青壯年，對農業生產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也會出現子女的教育問題、統籌費收繳等問題；對流人地而言，給城市就業、基礎設施及社會穩定，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會造成一定的壓力。這就需要我們合理引導，有效服務，使農民工在城市化建設和整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摘自：2003.5(11-12)《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