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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的歷史階段，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它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實現。然而，近幾年農民收入增幅一降再降，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探求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并提出對策措施，以便從增加農民收入入手，解決三農問題。 新年伊始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從我國的未來發展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备母镩_放以來，隨著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和管理體制的變革，農村面貌有很大的改變，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然而，小康社會根本標志是人均GDP不低于3000美元、以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8000元以上。目前，我們與這類指標還有相當距離，尤其從1997年開始農民收入增幅下降這一態勢，已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三農在國民經濟中處于戰略性地位，然而，三農卻成了國民經濟中一扇軟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則是收入問題。應千方百計從增加農民收入入手來解決三農問題，這不僅關系到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和穩定，更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 一、農民增收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近幾年農民收入增幅下滑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沒有9億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只能是一種愿望，不很好地解決農民問題，農村和農業問題就無從下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增加農民收入。 （一）目前農民收入狀況 農民收入問題已成為新的歷史時期的一個基本問題。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長9％，而1997年開始便急轉直下逐年回落：1997～2000年，農民純收入分別同比增長4．6、4．3、4．0、2．1個百分點，但增幅卻分別同比下降4．4、0．3、0．3、1．9個百分點，這5年降幅總共6．9個百分點。由于農業的產業特點，農村達到小康水平比城鎮要困難得多。統計資料顯示，在全部居民儲蓄中，城鄉比例為8：2。2000年城鄉消費比值約為3：1，9億農民的消費額僅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38％。1997年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5160元和2090元，比率為2．47：1，到2000年這組數字為6280元和2253元，比率擴大到2．78：1。不僅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負擔也十分沉重，僅稅收一項農民支付的平均額就相當于城鎮居民的9倍，若加上名目繁多的收費，則相當于城鎮居民的30倍。目前，農村的恩格爾系數為48％，要達到小康水平要求城鄉平均為40％以下，重頭戲還是在農村。 （二）增加農民收入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被稱為農村第二次革命的現行農業生產經營體制運轉近25年后，我國農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擺在我們面前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有：一是對農業投入不足，基礎不牢，農業已成弱勢產業；二是組織化程度低，規模小，成本高，價格低，經營效益差；三是名、優、特、新品種比重小，面對國際大市場，競爭力不強；四是農村勞動力剩余與非農產業吸納能力不對稱。這說明隨著工農、城鄉差距的拉大，農村、農業、農民距小康社會要求相距甚遠，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農民收入至少要與城鎮同步增長。否則，農民無力顧及農業投資和農村面貌的改變。農業部政策法規司認為，我國農村工作有三項目標，即保障有效供給、增加農民收入和農村社會穩定。在較好地解決了保障有效供給這一基本目標后，增加農民收入這一目標一直沒有很好解決，而且直接制約著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目標的實現。因此，應當說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 二、影響農民增收的相關因素分析 造成前幾年農民收入增幅回落以及影響農民增收的相關因素很多，主要有： （一）農產品成本高、價格低、限制了農民增收 農業結構不合理導致農產品相對過剩，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縮小后，農民收入增長受到了限制。我國農業收入60％來自種植業，1996年后農產品市場供求發生了較大變化，導致價格走低，1997年至1999年三年時間里，我國大宗農產品價格下降了24．5個百分點，不少農業除了定購部分糧食按國家定購價收購外，其它農產品價格普遍下降，“賣糧難”使農民增產不增收，到2000年因市場供求狀況變化和價格波動，使農民收入增幅下降了1．5個百分點，這一年僅農戶家庭種植業純收入一項就比1995年下降了27．4％。 （二）農業經營結構不合理阻礙了農民增收 農民收入增長與收入構成密切相關，而收入構成又受制于生產經營結構。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結構不合理導致農產品低水平、結構性過剩，農業生產結構不合理表現為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組織結構的不合理，我國以農戶為主的生產結構高度雷同，產品品種在較大區域內大體一致，小生產或小農經營只能在滿足自身需求的情況下，再將剩余部分轉向市場，加之農產品市場競爭激烈，致使價格不斷下跌，農民收入增幅下降。這說明，農民增收受阻礙于農業經營結構的不合理。 （三）農民負擔居高不下掣肘了農民增收 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改變了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農業稅、集體積累及鄉村的公共支出由集體組織轉嫁給了農戶，同時，涉及農業的制度內制度外收費五花八門，屢禁不止，縣鄉兩級政府及村委會財權與事權不對稱，消費無約束，機構臃腫，隊伍冗長，正所謂“收了一些不該收的錢，辦了一些不該辦的事，養了一些不該養的人。”如湖北省監利縣2002年人員吃飯占財政支出的86％，一個紅城鄉財政所就有105人；龔湯鎮由財政開支的達944人，年經費億元之巨。類似這些都要靠收費苦苦支撐，農民負擔高位運行不但成為農民減收的重要因素，也掣肘了農民增收措施的操作。 （四）非農崗位就業不足抑制了農民增收 農民的非農收入主要來自勞務經濟，一是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離農不離鄉。二是到城市打工。問題的核心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和輸出。改革以來的事實說明，非農勞務經濟與農業的收入成互補關系，每當農業生產的純收入下降時，非農產業帶來的收入則明顯上升。改革開放前15年，我國鄉鎮企業迅猛發展，對農業的支持、農村面貌改變和農民增收起到了助推作用，1990年代中期，隨著我國買方市場的形成和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加劇，使鄉鎮企業整體萎縮。就其自身而言，規模小、層次低、結構驅同、設備陳舊、污染嚴重、管理不善等，使其逐漸失去優勢，不但數量減少，效益也逐年下滑。再者自1995年開始，國民經濟連續7年緩慢增長，國有企業下崗或失業人員增加，一些城市限制了企業對農民工的使用。上述兩方面都減少了農民在二、三產業的就業機會，抑制了農民非農產業工資性收入，導致收入增幅下降。 三、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分析 在新的歷史時期，增加農民收入既是農村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能否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更是關系到在20年左右的時間后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實現。因此，農民增收應當成為黨和政府十分重要的經濟和政治任務。結合“農內”和“農外”因素，促進農民增收，解決三農問題的對策措施主要有： （一）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是關鍵 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使各國都把農業置于政府的保護之中，尤其我國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政府實施保護和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包括農產品價格支持、補貼政策、財政信貸政策、農業保險制度等，使農民從政策優惠中增加利益。誠然，我國現時的農產品價格已接近或超過世界市場的價格水平，但由于我們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和成本高，為保證增加農民收入，適度提高和調整農產品價格，同時限制農用生產資料提價速度，給予雙方有效的補貼政策，使農民增產增收，并確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目前，國民收入分配不利于農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轉，要通過建立價格保護政策等措施，逐步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塑造農業與工業平等發展的新型農業與國民經濟的關系。在我國工業化大體到了中期階段的今天，經濟發展應實行從“吮吸農業”到“反哺農業”的戰略性轉變，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逐年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各級政府應確保每年的財政支農增長水平高于上年，從而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實現農民收入長期穩定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二）農業結構調整是必要條件 目前我國農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區域結構雷同，各地區重復生產，低水平競爭；二是農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質量差，缺乏競爭力；三是生產組織不合理，分散經營，規模小，成本高。解決上述問題，第一要發揮比較優勢，突出區域特色，解決區域結構問題。各地應前瞻國內外市場，依本地資源稟賦，選擇優勢種植、養殖業重點發展，實現區域化布局，專業化分工，規模化生產，社會化服務。使區域優勢轉為經濟優勢，進而變為經濟效益，不同地區各展所長，互為市場，共同受益，使更多農民增加收入。第二要優化農產品結構，提高優質產品比重，解決農產品結構問題。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現代農產品質量的概念不僅是物理和生物質量，更包括生產環境、生產過程、營養、衛生等方面的意義。無公害、健康、安全、享受等高質量農副產品有很大的需求收入彈性，要大力發展名、優、特、新品種，提高優質產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穩定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同時，把畜牧業、瓜果業、旅游業、農副產品加工業逐步培育成農業經濟的支柱產業，從而使農民收入躍上一個新臺階。第三要走農業企業化道路，解決生產經營組織結構不合理問題。家庭聯產承包組織制度曾極大地調動了幾億農民的積極性，經過20幾年的運行突顯的問題是農地農戶私有不能解決農民分散化經營所導致的高成本、低效益，更難抵御大市場帶來的風險。探求新的生產組織模式應該是農業企業化經營，包括農產品生產企業、加工企業和流通企業。這樣可以提高農產品的商品化、規?；I化和社會化程度，可以縮小城鄉差別，解決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等問題。農業企業化是由農戶聯合經營或委托經營過渡到合作經營，最終實現公司化經營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政府農業投融資、土地流轉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配合，只有這樣，才能在今后較長時期內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 （三）發展勞務經濟，改革戶籍管理是必然途徑 發展勞務經濟的目的就是剩余勞動力就業和輸出，一能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二能實現勞動效用最大化，在以增產使農民增收的空間有限時，發展勞務經濟改革戶籍管理己成農民增收的必然途徑。2002年農民收入比上年增加4％，主要是1．3億農民從事二、三產業，其中有9400萬農民進城打工，總收入約5278億元，人均5592元。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是農民增收緩慢的根本原因，從農業現代化長遠目標出發，還是要走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政府應制定分階段的農業人口轉移與城市化政策措施，首先要改革延用計劃經濟時期的城市人口戶籍管理制度，拆除為保護城市繁榮而限制農民進城的壁壘，逐步實現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其次，提供就業機會，擴大農民就業途徑，清除對農民就業的歧視，實現農民身份的變遷；最后，通過大力興辦鄉鎮企業發展農村二、三產業，把剩余勞動力轉向對農產品深加工的企業中去。資料表明，發達國家農產品深加工約占總量的80％，而我國只占10％～20％，他們產前、產后、產中的產值比例為2：1：7，我國恰恰相反，為7：1：2?？梢钥闯?，我國農產品深加工轉化值的空間還很大，大多數鄉鎮企業還是應結合農業產業化，以農產品為原料，提高深加工水平，通過增加附加值來增加農民收入。 （四）減輕農民負擔是保證 農民負擔和農民增收呈負相關關系，減輕農民負擔將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因此，減負可以保證增收。要把農民負擔的監督管理納入法制化、規范化軌道，認真貫徹實施《農民負擔條例》，清理整頓“三亂”現象，規范國家、集體與農民的關系。減負首要是涉及農村稅費改革，必須明確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及上級政權的事權，還原集體組織的本來面目。二年前，中央在安徽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有望全面推行，但這是涉及農村經濟體制、行政體制、人事制度、機構設置等龐大的工程，任務艱巨，困難重重，但為了九億農民的小康愿望，必須下決心進行到底。 （五）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礎 我國農業的投資主體是國家、集體和農民，在現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集體普遍缺乏必要的積累，農村基層組織的經費絕大部分來自農民，農民純收入抵充負擔后，沒什么效益可言，這個主體的投資能力微不足道。應努力提高國家財政對農業投入的比重，按照《農業法》“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的要求，到2005年用于農業投資的比重應由現在的8％提高到10％以上。在投入增量中，首要的是大力改善農村和農業的基礎設施，提高資本形成水平和固定資產積累水平，為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基礎和外部環境；其二，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質量安全水平，還應把農業生態保護、農村就業結構調整作為投資重點；其三，加大科技投入，抓好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把生產結構與市場需求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使農民從增加投入中增加實惠。 四、簡短的結論 在農業和農村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的今天，農業和農村問題不但與國民經濟增長、市場需求和就業等問題密切相關，還關系到國家經過20年左右的時間能否整體實現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因此，從本質上說，農民問題是農村的綜合發展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杠桿的支點是持續、穩定地增加農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