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藍圖既就，目標明確。當務之急重在激發活力，培育動能。而活力與動能的激發培育，關鍵在于出重拳、給猛藥、用實招，下大工夫縮小不斷拉大的源頭性、基礎性諸多差距，這是鄉村振興的邏輯原點。
1. 務農與務工的收入差距。10年來，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在縮小，但絕對收入差距在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由2008年的3.31:1縮小到2019年的2.64:1，但人均絕對差距卻由11020元/年，擴大到26338元/年。而且，相對收入縮小主要是因為進城務工收入的快速增長，而不是家庭務農收入的增長。根據《中國農業年鑒2018》中種植業成本與收益數據，2016年和2017年，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的平均利潤為負，即使將成本中的“家庭用工折價”去掉，每畝的收益也只有328.3元、381.4元。相比之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75229元，一個家庭種一年地的收入，還不如一個人在外面打工一個月。農業的無利可圖導致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務工棄農， 以至于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時，35 歲以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不足20% （19.2%）。
2. 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價格差距。農業是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家自立的基礎，農產品的提供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和保障。但是，農產品的價值并沒有在價格上得到很好的體現，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的價格差距依然很大。改革開放40多年來，糧食價格上漲不到10倍，而不少工業品卻上漲了幾十倍，高的甚至幾百倍。100斤小麥生產的面粉可以滿足1個三口之家1個月的生活需求，但價格還不足150元，連一支上點檔次的香奈兒口紅都買不到，也低于一個移動硬盤的價格，只接近2包中華煙的市價。
3. 生產者和經營者的收入差距。與西方大農場不同，中國是小農戶，只能從事簡單的農產品初始生產，高增值的后續產業鏈是一家一戶無力接續的，它需要通過一種組織形式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才能實現。當下，中國的小農戶大多只是農業生產者，不是經營者，農業的經營是指后面包括加工、儲藏、包裝、設計、運輸、銷售等一系列從事全產業鏈的營銷過程。絕大多數中國農民只是出售自己生產的初級產品和原料，收益比例很低。專家測算，生產環節的受益只占10%左右，其余約90%的收益在后續環節中。在我國，即使最好的稻谷，一斤也很難賣到10元錢，但經過加工、包裝和品牌塑造后的大米卻能賣出一斤幾十甚至幾百元的高價。通過后續經營可以讓初始的農產品價值增加幾倍、甚至幾十倍，但農民只參與了農產品價值實現的最初過程，所得十分有限。統計農民收入，把農業收入作為農民的經營性收入顯然欠妥。
4. 糧食主產區與糧食主銷區的差距。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加速發展階段，但糧食主產區由于承擔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經濟開放有限，人均GDP與工業發達的省份差距越來越大，陷入“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不利境地，“糧食大省”往往變成“財政窮省”。統計顯示，2018年，13個糧食主產區有9個省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利益和政績驅使下，許多產糧大省對糧食生產的重視程度越來越低，糧食凈調出省越來越少。2003年，凈調出率在5%以上的省份有10個，到2010年減少到8個，目前只剩下河南、內蒙古、黑龍江、安徽、吉林5個，更令人擔憂的是11個糧食產銷平衡省區的糧食自給率也在下滑，產生的缺口需要這5個省補給。長此以往，糧食發展的區域矛盾會更加激化，誰來種糧的問題也會更為凸顯。
5. 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收入差距。近年來糧食與經濟作物的市場價差越來越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產品價格指數折算，近10年（2009—2018），糧食作物價格漲幅只有35%左右，而10年間水果、蔬菜和糖料的價格分別上漲了55%、73%和54%。煙葉的價格，從2009年到2015年，僅用7年時間就上漲了60%；如今50斤飼用玉米（廠家收購價：40-50元）還不及一包中華煙。糧食安全是國家的重大戰略，卻不是農民的目標。農民最關心的是如何提高收入，如果種糧不賺錢情況一直持續，市場機制作用下，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種糧農戶改種經濟作物。
6. 農用地和非農用地的價格差距。1998年的房地產市場化推升了房價，也帶動了城市建設用地價格的飛漲，導致房地產市場“地王” 頻現。2016年，上海靜安（原閘北）中興社區10.98萬平方米出讓面積的土地拍出了成交總價高達110.1 億的天價。相比之下，農用地產出價值有限，而且不能隨意買賣，一旦轉為非農用地價格一般會比原來高出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但分給農民的比例卻很低。按照以往的補償標準，最高補償也只有土地產值的25倍，據此推算，如果種植糧食，即使兩季，每畝地的補償款也只有不足3萬元（根據《國家統計局關于2019年糧食產量數據的公告》，全國糧食單季畝產381公斤）。曾有專家測算，農民的補償金額僅占土地收益的5%-10%，村級集體占25%- 30%，政府占60%-70%。于2020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有了較大突破， 在征地補償方面，改變了以前以土地年產值為標準進行補償，實行按照區片綜合地價（新的土地管理法要求制定區片綜合地價應當綜合考慮土地原用途、土地資源條件、土地產值、土地區位、土地供求關系、人口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進行補償，并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至少每三年調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但是，新的土地管理法并未對各地的地價給出明確的參考標準。
7. 城鄉教育養老醫療的差距。一是城鄉教育差距。為減輕農民在教育經費統籌方面的負擔，自2001年開始在全國大力推行撤點并校，農村學校由原來最多時的60多萬所減少到20多萬所，學校布局總體上出現“村空、鄉弱、城擠”的現象，農村孩子面臨新的上學難，義務教育的“就近、免費”兩大特點失靈。全國近60萬個行政村，大多數“村小”被撤并，孩子只能到鄉鎮或縣城借讀，這一折騰的代價是比“就近、免費”要高出幾十甚至上百倍的支出。即便沒有被撤并的學校，其教學條件、教師水平、教學設施、教育質量與城市相比也是天壤之別。
據統計，清華北大的農村生源僅占2成，各省高考狀元也多來自城市。此外，在農村還有將近700萬名的留守兒童，他們不但缺失家庭教育，還容易遭受冷暴力、硬暴力等校園欺凌。有學者曾在川、冀兩省的138所農村寄宿制學校對17841名學生進行樣本調查，結果顯示遭受校園欺凌的比例高達16.03%（吳方文等，2016）。不斷拉大的城鄉教育差距將使鄉村振興的人才需求成為無源之水。二是養老差距。城鎮企業職工可以享受到職工養老保險，還有一部分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職工可以領取更具保障性的退休金。但在農村從事農業的農民只能繳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由于繳納基數和算法的不同，兩種保險的福利差距十分懸殊。享受職工養老保險的市民在退休時往往能獲得每月幾千元的養老金，繳納城鄉居民保險的農民在60歲后每月最多能領取三四百元。而且，城鎮企業職工領取基本養老保險的年齡更靈活，男性分為60、55、50，女性分為55、50、45周歲，農民卻只能從60歲開始領取保險。此外，農村青壯年外出比例更高，2018年到鄉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達到17266萬人；鄉村老齡化的速度比城市更快，比率更高，誰來養老的問題更加突出。三是醫療差距。根據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年報，近年來我國醫院的數量不斷增加，已經從2012年的23170個增加到2019年的34354個，但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數量卻在下降，分別從2012年的37097個、65.34 萬個，下降到2019年的36112個、61.6萬個。農村公共衛生服務與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全國80%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因此農村看病只能往大城市擠，由此帶來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依然困擾著農民。
8. 耕地質量與過去相比的差距。我國耕地的面積銳減，質量也在退化，化肥、農藥、重金屬污染愈演愈烈。改革開放以來，有3億多畝耕地被城市與工業侵占。我國耕地面積不足全世界一成，卻使用了全世界近四成的化肥，單位面積農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 倍，土地長期高強度、超負荷利用，造成了地力的嚴重透支。有研究者認為，目前全國耕地面積已有40%出現退化，東北黑土地有機質含量明顯下降，南方部分地區出現土壤酸化。據原國土資源部公報，2015年我國耕地質量等級中，中等及以下的占到70.5%。工業污染產生的重金屬殘留更是不可小視，2018年，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陸地表層格局與模擬重點實驗室的抽樣調查結果發現，中國糧食主產區耕地土壤重金屬點位超標率為21.49%，其中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比重分別為13.97%、2.50%和5.02%。中央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提高農產品質量。耕地質量是農產品質量的源頭，從源頭改起才能提高質量。
縮小上述源發性、積累型差距，是縮小城市與農村、農民與市民、工業與農業差距的基礎。不把基礎性差距從源頭阻斷，鄉村振興便無從談起。為此建議：
1. 加大政策供給強度，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真正落實重中之重戰略要求，強化“優先發展農業農村”的政策供給，保證“生在鄉村不低賤、學在鄉村不犯難、干在鄉村不吃虧、活在鄉村不憋屈、病在鄉村不惶恐、老在鄉村不擔心”。堅持把農業農村作為財政優先保障和金融優先服務的第一領域，從政策、人才、資金、醫療、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投入，加速打通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機制通道， 推動更多的資源要素流入農業農村，為農業農村創造平等、開放的良好發展環境。
2. 發揮補貼的杠桿作用，提升農民種糧積極性。繼續加大投入，提高向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補貼力度，增加實施生產者補貼的作物品種，并適度擴大實施范圍，提高種糧收入。重點挖掘“綠箱” 政策，加大政府對農業科技、水利灌溉、交通道路、生態環保、病蟲害防治、自然災害救助、農業服務及流通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改善農業生產和經營的基礎條件，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種糧積極性。
3. 完善利益聯結機制，優化生產者收入比例。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將企業、合作社、小農戶有機聯合。將各級利益主體的基本信息、行為信息、財務信息等納入聯合體系，通過區塊鏈實現全程留痕，促進各環節信息通暢，并保證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同時，以生產技能和經營管理水平提升為重點，對農民開展定向、定崗、訂單式轉移就業免費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滿足利益聯結需求，提升農民在利益體系中的價值和地位。
4. 強化行政干預手段，提高農產品區域自給率。嚴格落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督促各級政府把保障農產品適度自給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建議根據資源稟賦和產業特點，設定各省市農產品自給率的基礎要求，并將其作為政績考核的參考標準。糧食主產省要保證當前糧食生產，糧食主銷省也要適度提高糧食自給比率，大中城市要有合理的菜地保有量，穩定和提高本地應季蔬菜自給水平。可提倡農產品產銷區跨省對接，建立“飛地”，以平衡產銷區的利益，保障銷區供給。
5. 強調政策落實效果，增加農民土地收益。在最新版土地管理法的基礎上，完善區片綜合地價的定價細則，建議從中央層面設定各主要城市平均區片綜合地價的可浮動參考標準，從省級層面設定省區內其他城市區片綜合地價的可浮動參考標準。參考標準也要至少每三年調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
6. 變革農業生態鏈，開啟農業“三物思維” 。大力推進農業生態鏈的變革，讓植物、動物、微生物“三物農業”成為全社會普遍遵循的農業發展新理念。改變傳統農業發展只注重植物、動物的“二物思維”為綜合利用植物、動物、微生物的“三物思維”。遵循植物生產，動物（包括人） 消費，微生物把植物動物殘渣廢料（包括人畜糞便）分解還原，作為植物肥料進行新一輪生產的自然規律，充分發揮微生物“點草成金”“點糞成金”“點廢成金”的優勢。強化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強微生物產業的技術基礎研究，強力支持微生物在肥料、飼料、能源燃料、食品、藥品和環境恢復等方面的研發、推廣和應用，構建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的農業循環系統，形成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的三統一。（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20年第12期 作者：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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